第20章
12月9日，委员会觉察到了即将来临的可怕形势，力图以磋商达成3天的停火（参阅第3章），在这3天内，日军在现有阵地按兵不动，中国军队则从城内和平地撤出。然而，蒋介石反对停火，导致第二天日军开始对南京实施了一场猛烈的炮击。12月12日，委员会再一次与中国军队方面接洽协商，要求守城部队投降，但是这个计划再次失败。
从那个时候起，拉贝就无能为力了。只好坐视不可避免的灾祸的到来。他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记录着事态的变化。12月12日下午6时30分，他写道：“紫金山上的炮火不停地轰鸣着——山的四周部处在电闪雷鸣之中。骤然间，整座山置身火海——不知哪里的房子和弹药库被点着了。”当时拉贝想起了一句预示着南京恶运的中国古语：“紫金焚则金陵灭。”
晚8时，拉贝看见火光映红了整个南面的天空。接着他听到有人疯狂地敲着两房院门：一些中国妇女和儿童哀求着放她们进来，有些男人从德国学校后面翻过院墙，院子里的难民挤满了防空洞，有人甚至躲避到巨幅的德国国旗下面，旗子是拉贝为了防止日本轰炸他的房子面悬挂的。越来越大的哭叫声和敲门声搞得拉贝心神不定。他迅速地打开大门，把想进来的人全放了进来。黑夜接长难熬，但是人声嘈杂，噪音只是一个劲儿加强。拉贝被激怒了，他戴上一顶钢盔，在院子里的人群之间来回穿梭，喊叫着让每个人都静下来。
晚11时30分，拉贝接特了一名意外的来客。他是拉贝在纳粹党的同事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35岁左右，为德国克鲁维茨工程公司工作。这个高高的、金发碧眼的工程师本来是到中国来监督一个大型钢铁工厂的构建的，但是却发现自己像拉贝一样，已经陷了南京的疯狂时期中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任命他为财务总管。
克勒格尔中途来释访拉贝，告诉他中山路遍地是逃跑的中国军队扔下的武器和各种军用物资。甚至有人愿意出售一辆公共汽车，出价20美元。
“你说会有人买这辆车吗？”克勒格尔问。
“可是，克勒格尔，他们又怎么买呢？”拉贝回答。
克勒格尔接着说：“我已和他约好，让他明早到我的办公室来。”
最后，环绕房子周围的嘈杂声开始变小了。精疲力尽的拉贝，已经有两天不曾挤得出时间换衣服了，向后一仰便躺在了床上，在他所得知和热爱着的周围的文明世界即将倒塌崩溃之时，竭力松弛着自己的神经。他知道交通部大楼已全部被焚毁，这个城市随时都会陷落。拉贝恢复着自已的信心，相信从这以后事态只会变将越来越乐观，而不是越来越坏。他的一个中国同事曾经告诉他：“你不用害怕日本人。他们一被管这个城市，和平和秩序就将恢复——通向上海的铁路干线将很快重建，商店将会恢复他们的正常营业。”入睡前拉贝的最后一个念头是，“感谢上帝，最困难的时刻过去了！”
第二天一大清早，拉贝被另一次空袭惊醒。显然不是所有的中国军队都撤离了南京，当时刚刚早上5点，于是他又躺下了。像这个城市里的许多人一样，拉贝已经被空袭整得疲惫不堪，以至于轰炸再也不能像扰他了。
那天上午晚些时候，拉贝仔细察看了全城被毁坏的情况。道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大量中国人的尸体，他们中的许多市民是被从后面射来的枪弹击中的。他目睹一队日本士兵排队前进，进入一间德国人开的咖啡馆。当拉贝指着房上悬挂的德国国旗，指责他们的强盗行径时，一个操着英语的日本士兵高声说：“我们正挨饿呢！如果你要报怨的话，去日本大使馆好了。他们会付帐的！”这些日本士兵还告诉拉贝，他们的军需物资供应队还未到达，即使到了他们也不指望从供应队那里获得任何给养。后来拉贝得知那些士兵洗劫了咖啡屋，然后放火烧了房子。
更糟糕的在后头。从远处，拉贝看见日本军队正在从南京的南部向北那挺进，以占领其余的地区。为了避免烧上他们，拉贝立刻驱车向北赶往南京的主要街道中山路，他将车停在外交部的红十字医院外。中国医护人员已逃离了医院，伤亡人员躺得到处都是——躺满了屋子、走廊，甚至挡住了医院的出口。
那一天拉贝还遇上了一批中国溃兵，这些饥饿和疲惫的散兵们无法渡过长江撤退以求保命。开车经过山西路环岛时，他碰到了一支约400人的中国部队。他们荷枪实弹，正沿着日本军队推进的方向前进。也就是这时，拉贝有了一种突然的“人道主义冲动”，这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拉贝提醒他们日军正从南部朝这里推进，建议他们放下手中的机关枪，加入到安全区的难民中来。经过短时间的商量，他们同意随拉贝进入安全区。
同样地，当数百名中国士兵发现白己陷在城市北部，无法渡江撤退时，许多人闯入了安全区，请求欧美管理者们救命。安全区委员会成员们拿不定主意该不该帮助他们。毕竟他们创立这个安全区是作为平民的避难所，而不是收容士兵的。委员会试图与日军司令部取得联系，以解决这种左右为难的状况，但只是在汉中路遇见了一名日本上尉。
委员会最终被士兵们的处境所打动，在他们的恳求下让步了。像拉贝一样，委员会成员告诉这些士兵，如果放下手中的武器，日本人会仁慈地对待他们。然后他们协助士兵们解除了武装，井将他们安置在中立区内不同的房子里，在混乱中，许多中国士兵脱下军装，混在安全区的难民之中。
第二天，约翰·拉贝写了一封长信给日军指挥官，解释说明当前的情况。他恳请日本人宽恕这些中国士兵，并根据公认的战争法律规定，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对待他们。使拉贝大为欣慰的是，一名日本军官向他许诺，这些中国士兵将免于一死。
但是当日本人违背诺言，把这些手无寸铁的中国士兵拖出去杀害时，拉贝的这种慰藉变成了恐怖。如果拉贝还寄希望于日本人不能从成千上万的难民中找出那些士兵来，那他就是大错而特错了。日本人通过翻查手，几乎把每一个士兵都挑了出来，因为他们知道每天被用枪支会在士兵手指的某个部位留下茧子。他们还检查每个人的肩膀上是否有扛过枪的痕迹，前额和头发下面是否有戴过军帽的压痕，甚至还检查脚上是否有因数月行军而起的水泡。
12月14日晚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委员会获知日本人己经把捕捉到的1300人聚集到总部附近的一块空地上，准备枪杀他们。“我们知道确有一些原中国士兵在难民当中，但是拉贝那天下午曾经从一个日本军官那里得到许诺，这些士兵将免于一死。”基督教青年会代表乔怡·菲奇在其日记中写到这一事件。“现在看来再明显不过了，日本人要干什么。这些人被排列两行，以100个左右为一队用绳子紧系在一起，由上了刺刀的士兵看押着；那些戴着帽子的人被士兵粗鲁地扯下帽子摔到地上——然后，借助于照明灯的光亮，我们看着他们走向了死亡。”
后来，拉贝提到他在安全区收留中国士兵的决定时，这样写道：“难道我没有权利那样做吗？我那样处理不对吗？”
随后的几天中，拉贝无能为力地看着日军从安全区拖走成千的中国士兵进行杀戮。日军杀害了数以千计的无辜民众，他们凑巧在手指上、前额上、脚上有茧子或疤痕——这些人包括拉黄包车的苦力、手工劳动者和一些警官。后来，拉贝亲眼目睹了南京的一个佛教慈善组织红十字会从一个池塘里拖出了120具尸体（在以后的一份报告中，拉贝指出，南京的几个池塘事实上已经消失了，因为它们均填满了尸体。）
作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和纳粹党南京地区负责人，拉贝的这种地位对日本权力机关而言确实还是有一定份量的，他给日本大使馆一封接一封地写信。最初他总是压制自己的愤怒，每次在信中均使用礼貌的语气，因为身为德国公民和纳粹党领导人，他觉得有义务维持德日两国大使馆间的关系。他让委员会中的美国成员把他们写给日本大使馆的信给他看看、这样他就可以给这些信“加进一些甜言蜜语”。在他对日本大使信进行私人拜访时，拉贝一直保持着友好的态度。
日本外交官必然也以亲切的微笑和官场上的礼德来处理拉贝的信件，接待他的来访。但拉贝最终总是得到千篇一律的回答：“我们将会通知军部。”过了一些天，每天都有令人无法容忍的新的暴行出现，拉贝给日本大使信的信中语气变得越来越充满敌意了，言语中加重了对暴行的愤怒：
当时留在南京的27个西方人以及中国居民都被你军在12月14日进行的抢劫、强奸和屠杀等恐怖活动所震惊了！
不论在安全区内还是在安全区入口处，我们没有看见一个日本巡逻哨。
昨天，而且是在大白天，在大庭广众之下，在神学院的大厅里，日军士兵当着许多男人、妇女和儿童的面，强奸了数名妇女。我们22个西方人不能养活20万中国平民，也不帮你们白天黑夜地保护他们。这是日本当局的职责。如果你们能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那么我们能够帮助养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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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个时候起，拉贝就无能为力了。只好坐视不可避免的灾祸的到来。他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记录着事态的变化。12月12日下午6时30分，他写道：“紫金山上的炮火不停地轰鸣着——山的四周部处在电闪雷鸣之中。骤然间，整座山置身火海——不知哪里的房子和弹药库被点着了。”当时拉贝想起了一句预示着南京恶运的中国古语：“紫金焚则金陵灭。”
晚8时，拉贝看见火光映红了整个南面的天空。接着他听到有人疯狂地敲着两房院门：一些中国妇女和儿童哀求着放她们进来，有些男人从德国学校后面翻过院墙，院子里的难民挤满了防空洞，有人甚至躲避到巨幅的德国国旗下面，旗子是拉贝为了防止日本轰炸他的房子面悬挂的。越来越大的哭叫声和敲门声搞得拉贝心神不定。他迅速地打开大门，把想进来的人全放了进来。黑夜接长难熬，但是人声嘈杂，噪音只是一个劲儿加强。拉贝被激怒了，他戴上一顶钢盔，在院子里的人群之间来回穿梭，喊叫着让每个人都静下来。
晚11时30分，拉贝接特了一名意外的来客。他是拉贝在纳粹党的同事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35岁左右，为德国克鲁维茨工程公司工作。这个高高的、金发碧眼的工程师本来是到中国来监督一个大型钢铁工厂的构建的，但是却发现自己像拉贝一样，已经陷了南京的疯狂时期中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任命他为财务总管。
克勒格尔中途来释访拉贝，告诉他中山路遍地是逃跑的中国军队扔下的武器和各种军用物资。甚至有人愿意出售一辆公共汽车，出价20美元。
“你说会有人买这辆车吗？”克勒格尔问。
“可是，克勒格尔，他们又怎么买呢？”拉贝回答。
克勒格尔接着说：“我已和他约好，让他明早到我的办公室来。”
最后，环绕房子周围的嘈杂声开始变小了。精疲力尽的拉贝，已经有两天不曾挤得出时间换衣服了，向后一仰便躺在了床上，在他所得知和热爱着的周围的文明世界即将倒塌崩溃之时，竭力松弛着自己的神经。他知道交通部大楼已全部被焚毁，这个城市随时都会陷落。拉贝恢复着自已的信心，相信从这以后事态只会变将越来越乐观，而不是越来越坏。他的一个中国同事曾经告诉他：“你不用害怕日本人。他们一被管这个城市，和平和秩序就将恢复——通向上海的铁路干线将很快重建，商店将会恢复他们的正常营业。”入睡前拉贝的最后一个念头是，“感谢上帝，最困难的时刻过去了！”
第二天一大清早，拉贝被另一次空袭惊醒。显然不是所有的中国军队都撤离了南京，当时刚刚早上5点，于是他又躺下了。像这个城市里的许多人一样，拉贝已经被空袭整得疲惫不堪，以至于轰炸再也不能像扰他了。
那天上午晚些时候，拉贝仔细察看了全城被毁坏的情况。道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大量中国人的尸体，他们中的许多市民是被从后面射来的枪弹击中的。他目睹一队日本士兵排队前进，进入一间德国人开的咖啡馆。当拉贝指着房上悬挂的德国国旗，指责他们的强盗行径时，一个操着英语的日本士兵高声说：“我们正挨饿呢！如果你要报怨的话，去日本大使馆好了。他们会付帐的！”这些日本士兵还告诉拉贝，他们的军需物资供应队还未到达，即使到了他们也不指望从供应队那里获得任何给养。后来拉贝得知那些士兵洗劫了咖啡屋，然后放火烧了房子。
更糟糕的在后头。从远处，拉贝看见日本军队正在从南京的南部向北那挺进，以占领其余的地区。为了避免烧上他们，拉贝立刻驱车向北赶往南京的主要街道中山路，他将车停在外交部的红十字医院外。中国医护人员已逃离了医院，伤亡人员躺得到处都是——躺满了屋子、走廊，甚至挡住了医院的出口。
那一天拉贝还遇上了一批中国溃兵，这些饥饿和疲惫的散兵们无法渡过长江撤退以求保命。开车经过山西路环岛时，他碰到了一支约400人的中国部队。他们荷枪实弹，正沿着日本军队推进的方向前进。也就是这时，拉贝有了一种突然的“人道主义冲动”，这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拉贝提醒他们日军正从南部朝这里推进，建议他们放下手中的机关枪，加入到安全区的难民中来。经过短时间的商量，他们同意随拉贝进入安全区。
同样地，当数百名中国士兵发现白己陷在城市北部，无法渡江撤退时，许多人闯入了安全区，请求欧美管理者们救命。安全区委员会成员们拿不定主意该不该帮助他们。毕竟他们创立这个安全区是作为平民的避难所，而不是收容士兵的。委员会试图与日军司令部取得联系，以解决这种左右为难的状况，但只是在汉中路遇见了一名日本上尉。
委员会最终被士兵们的处境所打动，在他们的恳求下让步了。像拉贝一样，委员会成员告诉这些士兵，如果放下手中的武器，日本人会仁慈地对待他们。然后他们协助士兵们解除了武装，井将他们安置在中立区内不同的房子里，在混乱中，许多中国士兵脱下军装，混在安全区的难民之中。
第二天，约翰·拉贝写了一封长信给日军指挥官，解释说明当前的情况。他恳请日本人宽恕这些中国士兵，并根据公认的战争法律规定，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对待他们。使拉贝大为欣慰的是，一名日本军官向他许诺，这些中国士兵将免于一死。
但是当日本人违背诺言，把这些手无寸铁的中国士兵拖出去杀害时，拉贝的这种慰藉变成了恐怖。如果拉贝还寄希望于日本人不能从成千上万的难民中找出那些士兵来，那他就是大错而特错了。日本人通过翻查手，几乎把每一个士兵都挑了出来，因为他们知道每天被用枪支会在士兵手指的某个部位留下茧子。他们还检查每个人的肩膀上是否有扛过枪的痕迹，前额和头发下面是否有戴过军帽的压痕，甚至还检查脚上是否有因数月行军而起的水泡。
12月14日晚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委员会获知日本人己经把捕捉到的1300人聚集到总部附近的一块空地上，准备枪杀他们。“我们知道确有一些原中国士兵在难民当中，但是拉贝那天下午曾经从一个日本军官那里得到许诺，这些士兵将免于一死。”基督教青年会代表乔怡·菲奇在其日记中写到这一事件。“现在看来再明显不过了，日本人要干什么。这些人被排列两行，以100个左右为一队用绳子紧系在一起，由上了刺刀的士兵看押着；那些戴着帽子的人被士兵粗鲁地扯下帽子摔到地上——然后，借助于照明灯的光亮，我们看着他们走向了死亡。”
后来，拉贝提到他在安全区收留中国士兵的决定时，这样写道：“难道我没有权利那样做吗？我那样处理不对吗？”
随后的几天中，拉贝无能为力地看着日军从安全区拖走成千的中国士兵进行杀戮。日军杀害了数以千计的无辜民众，他们凑巧在手指上、前额上、脚上有茧子或疤痕——这些人包括拉黄包车的苦力、手工劳动者和一些警官。后来，拉贝亲眼目睹了南京的一个佛教慈善组织红十字会从一个池塘里拖出了120具尸体（在以后的一份报告中，拉贝指出，南京的几个池塘事实上已经消失了，因为它们均填满了尸体。）
作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和纳粹党南京地区负责人，拉贝的这种地位对日本权力机关而言确实还是有一定份量的，他给日本大使馆一封接一封地写信。最初他总是压制自己的愤怒，每次在信中均使用礼貌的语气，因为身为德国公民和纳粹党领导人，他觉得有义务维持德日两国大使馆间的关系。他让委员会中的美国成员把他们写给日本大使馆的信给他看看、这样他就可以给这些信“加进一些甜言蜜语”。在他对日本大使信进行私人拜访时，拉贝一直保持着友好的态度。
日本外交官必然也以亲切的微笑和官场上的礼德来处理拉贝的信件，接待他的来访。但拉贝最终总是得到千篇一律的回答：“我们将会通知军部。”过了一些天，每天都有令人无法容忍的新的暴行出现，拉贝给日本大使信的信中语气变得越来越充满敌意了，言语中加重了对暴行的愤怒：
当时留在南京的27个西方人以及中国居民都被你军在12月14日进行的抢劫、强奸和屠杀等恐怖活动所震惊了！
不论在安全区内还是在安全区入口处，我们没有看见一个日本巡逻哨。
昨天，而且是在大白天，在大庭广众之下，在神学院的大厅里，日军士兵当着许多男人、妇女和儿童的面，强奸了数名妇女。我们22个西方人不能养活20万中国平民，也不帮你们白天黑夜地保护他们。这是日本当局的职责。如果你们能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那么我们能够帮助养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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