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请记住，他们的职业是传教士、医生、教授和行政官员——而不是训练有素的军官。他们的生活曾经一度是与世无争和悠闲的。“我们并不富裕，”当时有一位妇女说，“但是一点儿外币在中国就能办许多事情。”他们中许多人住在豪华的宅第中，有成群的仆人前呼后拥听候使唤。
10年前南京的一个事件，使许多人持这样一种奇怪的看法，中国人比日本人麻烦更多。1927年在南京的外国人是否还记得在国民军进人南京期间，他们对外国人大开杀戒，并且还围攻了一群外国人，包括住在山丘上一幢房子里的美国领事及其夫人。（“他们会杀害我们吗？”一位妇女记述了那段恐怖的日子。”他们会像在庚子年间的义和团那样折磨我们吗？他们会下手更狠吗？会在我们的面前折磨孩子们吗？我不敢想象他们可能会对我们女人做些什么。”）的确，1937年大屠杀时，一位外国的目击者承认：“我们更主要的是准备对付溃兵的暴行，特别是从下关来的部队，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过可能来自日本人的暴行。相反，我们希望随着日本人的出现，和平、安宁和繁荣的局面将得以恢复。”
在此期间，美国人和欧洲人的英勇行动是如此之多（他们的日记长达数千页），以至于在这里无法叔述他们的所有事迹。基于这个原因，在记述整个安全区委员会的功绩之前，我决定先专门谈谈3个人的活动——一名德国商人，一名美国外科医生及一名美国传教士。从表面上看来，他们实在是三种截然不同的人。
拉贝其人——“中国的辛德勒”
也许在南京暴行这段历史中脱颖而出而又最富吸引力的人物就是德国商人约翰·拉贝，对南京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是一名英雄，“南京的活菩萨”，一位南京国际安全区的传奇首领，他保全了成千上万个中国人的性命。但是对日本人而言，拉贝是一个奇怪的和讨厌的拯救者。因为他不但是一名德国公民——一名与日本结盟国家的公民——而且是纳粹党在南京的负责人。
从1996年开始，我对约翰·拉贝的生平进行了一番调查，并最终发现了拉贝和其他纳粹党人在暴行期间保存下来的数千页日记。这些日记使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约翰·拉贝是“中国的奥斯卡·辛德勒”。
在南京暴行之前，拉贝曾过着游历甚广而相对宁静的生活。他于1882年11月23日出生于德国汉堡，是一位船长的儿子。在汉堡学徒期满后，拉贝到非洲工作了几年，于1908年来到中国，成为德国西门子中国公司驻北京办事处的雇员。1937年，他调至南京办事处，向中国政府出售电话和电器设备。他头顶光秃，戴着眼镜，经常穿着一身保守的西装，搭配蝶形领结，看起来是南京城里一名典型的中年西方南人。不久他成为德国国社党在南京的主要人物，同时管理他自己的一所包括小学生和中学生的一所德国学校。
几年后，拉贝变为纳悴主义的一个忠诚的支持者，并成为纳粹党在南京的代理负责人。1938年，他告诉德国听众：“我不但相信我们政治制度的正确无误，而且作为国社党的一个组织者，我百分之百地支持拥护这种制度。”
几十年后，拉贝的外孙女厄休拉·莱因哈特坚持认为，拉贝主要是把纳粹党看作一个社会主义组织，并不支持它在德国境内对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的迫害。有足够的理由说明这种看法是确切的。拉贝在南京参观各个部门期间，一再用社会主义术语概述他的纳粹哲学：“我们是为工作而战的人，我们是工人的政府，我们是工人的朋友，危急关头我们将决不会脱离工人一边。”
当他的大多数德国同事早在日本军队到达南京之前，就听从朋友和使馆官员的劝告启程离开中国的时候，拉贝选择了留下，并不久就当选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即使在日本使馆官员召见他，并强烈要求他离开的情况下，拉贝依然坚持留下。南京陷落期间，受上司派遣去保护拉贝的日军少佐冈问他：“你究竟为什么要留下来？为什么你要卷入我们的军务呢？这些事又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在这里又不曾失去任何东西！”
拉贝停倾了一会儿，然后回答冈少佐道：“我在中国已经生活了30多年，我的儿孙们都在这里出生，而且我在这儿生活得很快乐，事业也很成功。我始终受到中国人的礼遇，即使战争期间也不例外。如果我在日本也居留30年，并同样也受到了日本人民的礼待，那么你尽可相信，当遇到像现在中国所面临的这种紧急关头的时候，我也绝不会离开日本人民的。”
这个回答使尊奉效忠观念的日军少佐消除了疑虑，心悦诚服。“他嘴里喃喃自语着什么军国主义的义务，并且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走了，”拉贝记下了这件事情。
但是拉贝之所以不走，还有一个更为个人的原因——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中国雇员的安全。他们是西门子公司一批能干的机械师，他们养护着南京市主要电力厂的涡轮机，各部门的电话系统和时钟，警察局和银行的警报器，以及中央医院的一台巨大的X光机。“那时我有一种预感”，拉贝写道，“——但是到现在我才知道——如果我离开他们的话，他们所有的人即使不死也会受到严重的伤害。”
那一年，拉贝在南京躲过了无数次空袭，他常常是躲在一个加着几块厚木板的防空洞里。衣服也不够，尤其是在9月底左右，拉贝错误地将其全部衣物寄存在运送德国人离开南京的“库特沃”号轮船上保管以后。“库特沃”号轮船一抵达汉口，就卸下了所有无人提取的行李，只留给了拉贝两套衣物，其中的一套他给了一个中国难民，他觉得这个难民比自已更需要衣服。
但是他最紧要的忧虑不是个人的安全和幸福，而是建立安全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希望安全区内杜绝所有军事行动，但是日本军队拒绝承认安全区为中立地带，随即委员会发现，将南京卫戌司令唐生智将军的军队撤出安全区是不可能的——尤其因为唐生智自己的别墅也座落在该区域内。当中国军队不但拒绝撤离安全区，而且在该区域内的街道上架起了高射炮的时候，对拉贝来讲最后一个细微的机会出现了。他忍无可忍，以辞去安全区委员会主席一职和告知外界其中的原因相威胁，要求唐生智立刻从安全区内撤退。“他们向我许诺将尊重我们的愿望，”拉贝说，“但是履行诺言花的时间太长了一点。”
拉贝觉得有向更高当局请求帮助的必要。11月25日，他发电报给阿道夫·希特勒，请求元首“善意地从中调停，中立区是为那些没有参战的人们建立的，要求日本政府予以承认。”与此同时，拉贝也发电报给他的朋友、总参议克里贝尔先生“请真诚地支持我对元首的请求……否则的话，将酿成一场不可避免的大屠杀。希特勒万岁！拉贝—西门子公司代表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希将勒和克里贝尔都没有答复，但是拉贝很快注意到日本在南京的轰炸方式有所改变。他发电报之前，日机在南京城内狂轰滥炸；以后他们只进攻军事目标，像军事学校、临时机场和兵工厂军火库等。拉贝写道：“这……就是我发电报的目的，它在我的美国同事身上留下了十分持久而深刻的印象。”
但是随着一个又一个危机的临近，拉贝的胜利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最初拉贝和他的同事们希望将安全区内的空房留给南京最贫穷的市民专用。为了避免人们成群涌入，委员会在市内到处贴海报，力劝难民们从朋友那里租房子。可是如此之多的人流涌进了面积为2.5平方英里的安全区，拉贝马上发现，甚至比曾经预想的最坏情况还要多出5万人。难民们不仅塞满了屋子，而且也拥到草地上，战壕里和防空洞内。整家整家人露宿街头，还有数百个茅草屋极为迅速地在美国大使馆附近建起来了。在南京陷落之前，安全区——它的边界用白色的旗帜作记号，旗帜上面有一个红十字，红十字以外再有一个红圆圈——是一个群集了25万难民的“人类的蜂窝”。
不久卫生设施成为另一个可怕的问题。临时茅屋里的污物——尤其是厕所的——这些都激怒了拉贝，他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演说，使西门子基地的难民中心变得秩序井然。以后当拉贝视察西门子难民基地时，他发现不但厕所环境良好，而且中心的每一堵墙都得到了修缮。“没有人告诉我这些漂亮的新砖是从哪儿来的，后来我发现该地区内许多新一些的建筑物都比以前矮多了。”
食品的短缺是令安全区领导人最为头疼的间题。12月初，南京市长送给国际安全区委员会3万石（或2万石）大米和1万袋面粉，供给难民作为粮食。但是这批食物贮藏在城外，委员会缺少必要的卡车把它们运进安全区。中国军队已经征用了该地区内大部分运输工具将2万人和5千箱北京故宫珍宝运离南京；绝望的市民和个别士兵偷走了几乎所有遗留之物。对于拉贝和其他外国人来讲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他们驾着自己的汽车，疯狂地在南京城内穿梭，尽可能地多将一些大米运进安全区。当日军炮击南京时，这些外国人仍继续运送；有一个卡车司机恰恰被流弹片击中了一只眼睛，最后安全区领导人只获得了整个粮食总数的一部分——1万石大米和1000袋面粉——但是这些粮食确实使安全区的许多难民免于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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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南京的一个事件，使许多人持这样一种奇怪的看法，中国人比日本人麻烦更多。1927年在南京的外国人是否还记得在国民军进人南京期间，他们对外国人大开杀戒，并且还围攻了一群外国人，包括住在山丘上一幢房子里的美国领事及其夫人。（“他们会杀害我们吗？”一位妇女记述了那段恐怖的日子。”他们会像在庚子年间的义和团那样折磨我们吗？他们会下手更狠吗？会在我们的面前折磨孩子们吗？我不敢想象他们可能会对我们女人做些什么。”）的确，1937年大屠杀时，一位外国的目击者承认：“我们更主要的是准备对付溃兵的暴行，特别是从下关来的部队，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过可能来自日本人的暴行。相反，我们希望随着日本人的出现，和平、安宁和繁荣的局面将得以恢复。”
在此期间，美国人和欧洲人的英勇行动是如此之多（他们的日记长达数千页），以至于在这里无法叔述他们的所有事迹。基于这个原因，在记述整个安全区委员会的功绩之前，我决定先专门谈谈3个人的活动——一名德国商人，一名美国外科医生及一名美国传教士。从表面上看来，他们实在是三种截然不同的人。
拉贝其人——“中国的辛德勒”
也许在南京暴行这段历史中脱颖而出而又最富吸引力的人物就是德国商人约翰·拉贝，对南京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是一名英雄，“南京的活菩萨”，一位南京国际安全区的传奇首领，他保全了成千上万个中国人的性命。但是对日本人而言，拉贝是一个奇怪的和讨厌的拯救者。因为他不但是一名德国公民——一名与日本结盟国家的公民——而且是纳粹党在南京的负责人。
从1996年开始，我对约翰·拉贝的生平进行了一番调查，并最终发现了拉贝和其他纳粹党人在暴行期间保存下来的数千页日记。这些日记使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约翰·拉贝是“中国的奥斯卡·辛德勒”。
在南京暴行之前，拉贝曾过着游历甚广而相对宁静的生活。他于1882年11月23日出生于德国汉堡，是一位船长的儿子。在汉堡学徒期满后，拉贝到非洲工作了几年，于1908年来到中国，成为德国西门子中国公司驻北京办事处的雇员。1937年，他调至南京办事处，向中国政府出售电话和电器设备。他头顶光秃，戴着眼镜，经常穿着一身保守的西装，搭配蝶形领结，看起来是南京城里一名典型的中年西方南人。不久他成为德国国社党在南京的主要人物，同时管理他自己的一所包括小学生和中学生的一所德国学校。
几年后，拉贝变为纳悴主义的一个忠诚的支持者，并成为纳粹党在南京的代理负责人。1938年，他告诉德国听众：“我不但相信我们政治制度的正确无误，而且作为国社党的一个组织者，我百分之百地支持拥护这种制度。”
几十年后，拉贝的外孙女厄休拉·莱因哈特坚持认为，拉贝主要是把纳粹党看作一个社会主义组织，并不支持它在德国境内对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的迫害。有足够的理由说明这种看法是确切的。拉贝在南京参观各个部门期间，一再用社会主义术语概述他的纳粹哲学：“我们是为工作而战的人，我们是工人的政府，我们是工人的朋友，危急关头我们将决不会脱离工人一边。”
当他的大多数德国同事早在日本军队到达南京之前，就听从朋友和使馆官员的劝告启程离开中国的时候，拉贝选择了留下，并不久就当选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即使在日本使馆官员召见他，并强烈要求他离开的情况下，拉贝依然坚持留下。南京陷落期间，受上司派遣去保护拉贝的日军少佐冈问他：“你究竟为什么要留下来？为什么你要卷入我们的军务呢？这些事又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在这里又不曾失去任何东西！”
拉贝停倾了一会儿，然后回答冈少佐道：“我在中国已经生活了30多年，我的儿孙们都在这里出生，而且我在这儿生活得很快乐，事业也很成功。我始终受到中国人的礼遇，即使战争期间也不例外。如果我在日本也居留30年，并同样也受到了日本人民的礼待，那么你尽可相信，当遇到像现在中国所面临的这种紧急关头的时候，我也绝不会离开日本人民的。”
这个回答使尊奉效忠观念的日军少佐消除了疑虑，心悦诚服。“他嘴里喃喃自语着什么军国主义的义务，并且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走了，”拉贝记下了这件事情。
但是拉贝之所以不走，还有一个更为个人的原因——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中国雇员的安全。他们是西门子公司一批能干的机械师，他们养护着南京市主要电力厂的涡轮机，各部门的电话系统和时钟，警察局和银行的警报器，以及中央医院的一台巨大的X光机。“那时我有一种预感”，拉贝写道，“——但是到现在我才知道——如果我离开他们的话，他们所有的人即使不死也会受到严重的伤害。”
那一年，拉贝在南京躲过了无数次空袭，他常常是躲在一个加着几块厚木板的防空洞里。衣服也不够，尤其是在9月底左右，拉贝错误地将其全部衣物寄存在运送德国人离开南京的“库特沃”号轮船上保管以后。“库特沃”号轮船一抵达汉口，就卸下了所有无人提取的行李，只留给了拉贝两套衣物，其中的一套他给了一个中国难民，他觉得这个难民比自已更需要衣服。
但是他最紧要的忧虑不是个人的安全和幸福，而是建立安全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希望安全区内杜绝所有军事行动，但是日本军队拒绝承认安全区为中立地带，随即委员会发现，将南京卫戌司令唐生智将军的军队撤出安全区是不可能的——尤其因为唐生智自己的别墅也座落在该区域内。当中国军队不但拒绝撤离安全区，而且在该区域内的街道上架起了高射炮的时候，对拉贝来讲最后一个细微的机会出现了。他忍无可忍，以辞去安全区委员会主席一职和告知外界其中的原因相威胁，要求唐生智立刻从安全区内撤退。“他们向我许诺将尊重我们的愿望，”拉贝说，“但是履行诺言花的时间太长了一点。”
拉贝觉得有向更高当局请求帮助的必要。11月25日，他发电报给阿道夫·希特勒，请求元首“善意地从中调停，中立区是为那些没有参战的人们建立的，要求日本政府予以承认。”与此同时，拉贝也发电报给他的朋友、总参议克里贝尔先生“请真诚地支持我对元首的请求……否则的话，将酿成一场不可避免的大屠杀。希特勒万岁！拉贝—西门子公司代表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希将勒和克里贝尔都没有答复，但是拉贝很快注意到日本在南京的轰炸方式有所改变。他发电报之前，日机在南京城内狂轰滥炸；以后他们只进攻军事目标，像军事学校、临时机场和兵工厂军火库等。拉贝写道：“这……就是我发电报的目的，它在我的美国同事身上留下了十分持久而深刻的印象。”
但是随着一个又一个危机的临近，拉贝的胜利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最初拉贝和他的同事们希望将安全区内的空房留给南京最贫穷的市民专用。为了避免人们成群涌入，委员会在市内到处贴海报，力劝难民们从朋友那里租房子。可是如此之多的人流涌进了面积为2.5平方英里的安全区，拉贝马上发现，甚至比曾经预想的最坏情况还要多出5万人。难民们不仅塞满了屋子，而且也拥到草地上，战壕里和防空洞内。整家整家人露宿街头，还有数百个茅草屋极为迅速地在美国大使馆附近建起来了。在南京陷落之前，安全区——它的边界用白色的旗帜作记号，旗帜上面有一个红十字，红十字以外再有一个红圆圈——是一个群集了25万难民的“人类的蜂窝”。
不久卫生设施成为另一个可怕的问题。临时茅屋里的污物——尤其是厕所的——这些都激怒了拉贝，他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演说，使西门子基地的难民中心变得秩序井然。以后当拉贝视察西门子难民基地时，他发现不但厕所环境良好，而且中心的每一堵墙都得到了修缮。“没有人告诉我这些漂亮的新砖是从哪儿来的，后来我发现该地区内许多新一些的建筑物都比以前矮多了。”
食品的短缺是令安全区领导人最为头疼的间题。12月初，南京市长送给国际安全区委员会3万石（或2万石）大米和1万袋面粉，供给难民作为粮食。但是这批食物贮藏在城外，委员会缺少必要的卡车把它们运进安全区。中国军队已经征用了该地区内大部分运输工具将2万人和5千箱北京故宫珍宝运离南京；绝望的市民和个别士兵偷走了几乎所有遗留之物。对于拉贝和其他外国人来讲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他们驾着自己的汽车，疯狂地在南京城内穿梭，尽可能地多将一些大米运进安全区。当日军炮击南京时，这些外国人仍继续运送；有一个卡车司机恰恰被流弹片击中了一只眼睛，最后安全区领导人只获得了整个粮食总数的一部分——1万石大米和1000袋面粉——但是这些粮食确实使安全区的许多难民免于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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